李肆奇2018年1月入职某企业，从事销售工作，2019年7月离开企业。

李肆奇离开企业18天后，即2019年7月31日，以企业未签订劳动合同为由，向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。

仲裁委裁决：企业向李肆奇支付51700元的双倍工资差额（未签订劳动合同）

企业不服，向一审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一审法院审理认为：

李肆奇于2018年1月2日入职后，企业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违反了法律规定，应当从2018年2月2日起至2019年1月2日止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1700元（4700元／月×11个月）。故对李肆奇要求企业支付2018年2月2日至2019年1月2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1700元的请求，予以支持。

企业辩称其因搬迁遗失了与李肆奇的劳动合同，理由不当，且提供的职工录用花名册、银行代发工资交易流水明细清单、参保缴费证明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与李肆奇曾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企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故对企业的辩称意见，一审法院不予采信。

一审法院判决：

企业支付李肆奇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1700元，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。

企业不服一审判决书，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。

二审法院审理认为：

本案中，企业主张其与李肆奇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但因搬迁遗失了劳动合同，从企业提交的派出所于2019年12月3日制作的询问笔录来看，企业于2019年4月1日搬迁，企业在收到仲裁委通知书后才报警，该询问笔录内容系企业李肆奇朱某的陈述，不足以证明李肆奇从企业拿走了双方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；

企业申请的证人朱某系企业李肆奇，与企业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，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；企业提交的职工录用花名册、银行代发工资交易流水明细清单、参保记录等证据亦不能直接证明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，其应承担不利后果。结合李肆奇的工资标准，一审法院判决企业支付李肆奇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1700元，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维持。

二审法院，2020年12月28日判决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即企业向李肆奇支付51700元双倍工资差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