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山红于2014年3月入职用人单位做门卫工作，入职时已71岁。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，没有约定工作时间，郑山红住在用人单位的宿舍，月工资收入为1500元。

2015年4月24日晚上12时郑山红值班时发病，郑山红自行到北京天坛医院治疗，经诊断为：1、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下壁心肌梗死RCA远端病变泵功能1级；2、冠脉心肌桥；3、高血压病1级、很高危。2015年5月7日郑山红出院，住院共13天。

用人单位于2015年4月29日结清郑山红2015年3月1日起至同年4月24日止工资3000元，并另行支付2000元给郑山红。

郑山红要求支付治疗费未果，于2015年8月14日向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仲裁委员会当天以郑山红超过法定年龄，不予受理。

随后，郑山红以劳务合同纠纷起诉至法院。要求法院判决公司赔偿医药费33403.12元、护理费960元、营养费500元、误工费800元。一审法院判决公司赔偿洪奇公的损失36353.55元：其中：1、医药费34243.55元；2、护理费960元；3、营养费500元；4、误工费650元。公司不服原审判决，提起上诉。

二审法院判决公司赔偿郑山红支付补偿款22000元

本案争议焦点在于，一是涉案损害是郑山红自身疾病引发还是因从事雇佣活动而造成；二是雇员在雇佣活动中因自身疾病引发的人身损害，应否适用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十一条的规定，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十一条规定，“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，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”该条规定雇主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，应解释为雇员遭受的人身损害是因从事雇佣活动造成的职业侵害，而并非只要是在雇佣活动中发生的人身损害，雇主都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因此，不应简单因为雇员的疾病发作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，就认为该疾病引发的人身损害属于“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”而应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