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珍珍是某用人单位员工，2020年10月4日，马珍珍生育一子，2021年3月18日，用人单位通知马珍珍合同顺延至哺乳期届满之日终止。

2021年3月18日，用人单位向马珍珍出具《通知书》，载明：因浙江-台州职场撤销无办公地点，为了就近安排工作，经用人单位管理层研究决定，通知马珍珍从2021年3月22日开始至杭州职场上班，薪资待遇不变，要求马珍珍自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前往杭州职场报道，如超期未报到者视为旷工；旷工达3日（含）含以上者，则视为自动离职，用人单位将按照自动离职的有关规定处理。

之后，马珍珍未前往杭州职场上班，也未完成用人单位通过邮件发送的工作任务，而是居家考勤打卡。

2021年4月16日，用人单位以马珍珍存在旷工及考勤造假等严重违纪行为，决定解除劳动合同。

马珍珍申请仲裁要求用人单位支付3月16日至4月19日期间工资19800元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6000元，仲裁委未支持。

马珍珍不服，提起诉讼。

法院认为，根据庭审查明，用人单位自认在2021年3月18日向马珍珍发送《通知书》之前并未与马珍珍协商，而在马珍珍针对用人单位的调岗发送“要求协商”的邮件之后，用人单位在回复的邮件中并没有与马珍珍对调岗的事宜进行协商。虽然用人单位辩称，其与马珍珍进行了口头的协商，但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。

因此，本院认定，用人单位在将马珍珍调岗至杭州职场的过程中，并没有与马珍珍进行协商，也没有充分地回应马珍珍对调岗到杭州的担心。

2021年3月18日用人单位调岗时，马珍珍处于哺乳期，考虑到杭州距台州较远，现在处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而疫情存在恶化的可能，在马珍珍前往杭州上班时可能会发生地区间隔离等，用人单位将马珍珍调岗至杭州可能不利于幼童的成长，超过了社会一般通认的忍受程度。

综上，本院认为，2021年3月18日用人单位对马珍珍的调岗行为，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治理目标相悖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违，其调岗行为并不合理。马珍珍拒绝调岗并未前往杭州职场上班，不能视为是对劳动纪律的违反。